被攪混的水標準

如果說《京華時報》用「標準」給農夫山泉「設局」，那麼新聞發布會就是農夫山泉給《京華時報》「挖坑」。

持續了一月之久的農夫山泉「標準門」事件，在5月6日達到高潮。

和一般危機公關不同，農夫山泉放棄了杭州主場，在客場北京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會上與包括《京華時報》在內的上百家媒體、甚至十餘個沒有記者證卻有媒體話語權的自媒體發布者當眾激辯。雙方從劍拔弩張到「車軲轆話」，倍顯疲憊，三小時的發布會已經問無可問答無可答。

輿情反轉

「既然生產標準高於行業標準，為什麼不能直接打上呢？不就是一個標簽上的標示麼。」現場媒體的疑問顯示，真理並非越辯越明，主管者缺位，讓生產企業的自說自話有些王婆賣瓜。

這輪被攪混的天然水標準之戰，從《21世紀經濟報道》曝光農夫瓶裝水質量問題發端，到《京華時報》幾十個版面連續追問，在一個多月時間里，互聯網成了本輪食品安全話題的重要傳播工具。

除去一些人為因素，本輪食品問題傳播值得研究的是：對農夫水標準的質疑，為什麼會變成企業質量危機？更應該看到，在新媒體語境下，一起局部事件會延伸成品牌整體事件，本屬個案的問題，會變成一個企業的全部質量追問。

遺憾的是，在人人自危的食品話題上，主管者回應乏力，行業協會揣著自己的小算盤，同行作了壁上觀，中國瓶裝水企業集體失語。

和媒體鬥狠，一貫是企業公關危機比較低端的做法，但是以營銷見長的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卻選擇了「喊冤」：衛生部的國標是強制標準，標註得執行，不標註也得執行；只要生產出來的最終產品高於所有的約定標準，產品就沒問題。百度指數顯示，農夫山泉一季度媒體關註度增長率達29000%。

在新聞發布會後的一周時間，4月13日到5月11日之間的百度「用戶關註度」上，5月7日是公眾關註的一個鼎沸時間——「農夫山泉」的峰值關註度達到100646，「京華時報」的峰值關註度是37589，「京華時報 農夫山泉」的關註度是6960，久不見諸報端的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的關註度也達到了14952...

顯然，不應該當靶子的媒體成為了企業對手，農夫山泉向《京華時報》索賠的6000萬損失費更像是一輪營銷托詞——沒有京華的系列報道，農夫的發布會營銷攻勢也無法形成。

但拔出蘿卜帶出泥，《京華時報》自己擁有多個桶裝水品牌的事也開始被媒體追問。但桶裝水屬於京華媒體集團下的不同部門，《京華時報》對廣告的看重應遠遠高於其送水副業，似乎不至於為了幾桶水「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標準之爭

從農夫山泉「有點甜」，到農夫山泉「有點懸」，《京華時報》對「農夫山泉不如自來水」的報道，引出的是浙江天然水地方標準比國標差的質疑。

這裡存在著對標準的一些誤解。

首先，標準包括衛生標準和質量標準，二者分由不同部門監管。質量標準是必須標示的，而衛生標準雖然是強制標準，但並不強制在標簽上標示。也就是說，所有的瓶裝水無條件執行國標的衛生標準，卻無需標示所執行的衛生標準。

其次，中國《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衛生部在2006年12月底頒布的，於2007年7月1日開始實施。而引發爭議的浙江省地方標準，是浙江省質量技術監督局於2005年10月發布，2006年元旦開始實施的。在2006年到2007年7月之前，浙江技術監督局的地方標準遠遠高於衛生部的國家標準；但在這之後，浙江地標中有幾項指標低於國標。

一個先頒發的標準要完全超越一個後頒發的標準並不容易，但正是這幾個指標引發了此次標準之爭。

但事實是，農夫在生產上已經執行國標，這使得媒體的質疑僅僅只能停留在標簽上，而無法深入到農夫的生產質量。

所以浙江省衛生廳、和浙江省質監局在5月7日晚對外稱：「浙江省繼續按照國標地標並行、就高標準原則執行。」而對於存在爭論的那部分指標，這份說明再次重申：「瓶裝飲用天然水生產應繼續嚴格執行國家強制性標準的要求......」。



在公眾的持續關註下，一個企業問題的外延逐漸拓展到行業協會，拓展到主管部門，更拓展到整個行業。最新消息是，衛生部門正在推進相關標準的建立。

純凈水大戰

原本的農夫山泉質量疑惑，因為眾多媒體的介入，而成為公眾科普，天平開始均衡。

這一幕，很像2000年那場純凈水大戰。在1998年以前，中國瓶裝水市場是純凈水的天堂，樂百氏「27層凈化水」更是將純凈水的安全理念推廣到消費群中。

2000年4月，農夫山泉淳安工廠開業。這家當時亞洲最大的單體工廠並沒有合適的新聞點，出於應急，鐘睒睒選擇了發布停產純凈水的消息，但最初市場反響平平——純凈水大佬們無人接招。

農夫山泉拿出了三個實驗數據：一個是水仙花的植物實驗，一個是小白鼠存活率的動物實驗，一個是血紅細胞的細胞實驗。這三個實驗在行業里掀起軒然大波，天然水和純凈水開始了短兵相接。

2000年6月8日，娃哈哈遍撒英雄帖，聯合69家行業組成生死同盟，對農夫山泉口誅筆伐，娃哈哈、樂百氏、正廣和等牽頭的六家企業組成代表團，分別向國家工商局等五個部門提交對農夫山泉的申訴。

由於當時娃哈哈純凈水占到市場份額的50%以上，宗慶后牽頭對抗農夫山泉，說明這場水戰已是關繫到全國1000多家純凈水企業的生死之戰。

農夫山泉也是「割肉賺吆喝」，幾千萬的純凈水設備停產擱置。作為最早實行現款現貨的水企，初期每瓶售價1.5元的農夫水對經銷商們而言還是有利潤的。為了和純凈水廠爭奪市場，鐘睒睒將農夫水的促銷價降到1元，導致他成本比同行高，卻得針對與同行等價位的市場。

2000年7月9日，新華社發出電訊稿，報道「專家提醒：純凈水不宜大量地長期飲用」，終結了這場關於飲水健康的討論。2003年,樂百氏宣佈停止生產純凈水。

健康水大戰

2007年的第二場水戰，是康師傅和農夫對壘之下的健康水大戰。

當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明確規定，生活飲用水的PH範圍為6.5-8.5(偏鹼性)。這意味著國家是允許6.5-7.0的微酸性生活飲用水的。然而，農夫山泉卻借機強化了水的PH值效應。

當時農夫正受到康師傅的嚴峻挑戰。一方面，天然水推動的「健康」概念，被康師傅「健康多一點」的廣告搶灘。另一方面，當時康師傅礦物質水達到年銷售幾十億的市場份額。而且康師傅工廠靠近城市，這對於農夫這樣的受制於長途運輸的天然水企業廠家而言，旺季等於讓出市場。

為了爭奪健康水市場，鐘睒睒「熱銷」PH值試紙實驗，讓水的酸鹼性成為當時的輿論話題。鐘經常擺出10來個品種的瓶裝水，分別在每種水的杯子里插入試紙，然後指著變黃的試紙說「看，這是酸性水」，指著變綠的試紙說「這是好水，鹼性水」...似乎綠色的就是好的。甚至他還會直接把試紙放入自己的口腔：「偏黃色，年紀越大的人體質越偏酸性。」如果同桌湊巧有年輕人，他會慫恿對方做同樣的試驗：「年紀越輕，體液偏鹼。你的唾液肯定是偏綠的。」。

「人體需要在鹼性環境中獲得更好的代謝。」作為中國第一個愛滋病病毒快速診斷試劑的生產者，鐘睒睒顯然更喜歡用實驗來說話。

鐘每年因為水投在動物試驗上的支出就超過300萬元。別人給小白鼠喂藥，他給小白鼠喂水。可惜小白鼠生命短暫，他沒能拿出有效的數據證明鹼性水與健康之間有直接關聯。

但這場水戰，讓添加水市場式微，更多的天然水廠家獲得了市場機會。此後，天然水售價一路上揚，大量品牌不斷涌現。

標準之戰

鐘睒睒肯定不願意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水戰。

因為前兩次水戰，都拓展了農夫山泉的市場份額，而這場國標、地標之戰，卻第一次危及到它的市場。

2012年12月，農夫山泉系列產品銷售第一次突破百億。業內估計，其中瓶裝水的貢獻率超過60%。這意味著，中國每年200億的瓶裝水市場中，農夫就占了接近70億，市場已容不得它半點瑕疵。

有業內人士認為：上兩次水戰直接導致2003年農夫山泉上市受阻，2008年上市再度擱置。最新這次水戰，就真如鐘睒睒在發布會上所言：「要命了」。

農夫和怡寶之間，已悄然打響一場區域市場的水戰。

中國瓶裝水的最大市場在華南，由於天氣炎熱、瓶裝水市場旺季較長，這裡是兵家必爭之地。華南市場近年來的一線品牌是華潤怡寶。而且在當地市民心目中，純凈水比天然水更好，從樂百氏到華潤怡寶，市民對純凈水的認可一直很高。

以往農夫山泉在華南表現一般，主要原因是受制於運輸。把水灌裝、配送、上架，一瓶超市售價2元的550ml飲用水，其中3毛錢花在了運輸上。每一次的搬上搬下都在嘩嘩的流銀子。為了盡可能省錢，農夫和SAP進行了長達10年的合作。2011年，SAP推出創新性的數據庫平臺SAPHana，農夫山泉成為全球第三個、亞洲第一個實施該系統的企業。借助數據管理，一些主流渠道上的農夫斷貨現象很快得以改觀。

市場的精工細作，讓農夫近年來一直保持著每年30%的增長，華南市場成為農夫重要的增量市場，和華潤怡寶的競爭不可避免。員工跳槽挖角現象時而發生，國企(怡寶)與民企(農夫)之爭也成為話題。

商戰如此激烈，此次水戰期間，農夫仍然宣佈「為尊嚴」退出北京桶裝水市場，關閉能給他帶來每年500萬純利潤的水廠。但在筆者看來，這個工廠首先是聯營工廠，不是農夫的獨資廠，所以會有管理、利潤分割等不盡人意之處。而且當地同行也早對農夫桶裝水售價不滿——同樣來自北京寬溝的水，為什麼農夫就要每桶多賣2元錢。這使得收了會費的行業協會未必能一碗水端平。

按照鐘睒睒的性格，這個工廠的關閉更應該是去掉其一塊雞肋，既不用和地方行業協會打交道，又不用和地方質檢部門糾纏，還可以更有精力去做瓶裝水市場。

紛紛擾擾的水戰背後，是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標準不是僅針對一家企業而立，市場最終將由消費者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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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優則商

「這玩意兒絕對能讓你大吃一驚」，戴夫‧斯圖爾特(Dave Stewart)從他位於洛杉磯的辦公室里給我發了一條推特消息時，信誓旦旦地說道。他在洛杉磯擁有自己的媒體公司Weapons Of Mass Entertainment(簡稱WME)，並擔任首席執行官。



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流行音樂雙人組合Eurythmics的成員之一，斯圖爾特身兼創作型歌手與製作人等多重角色，他近期合作過的藝術家包括喬絲‧史東(Joss Stone)和馬丁娜‧麥克布萊德(Martina McBride)兩位歌手。上文提到的那條推特展示了一個目前處於測試階段的互動電子商務平臺，這是斯圖爾特的公司目前正在著手的系列項目中的一個。

斯圖爾特是很多將演藝事業與創辦企業結合起來的創意人士之一。他們明白自己的星途不會總是一片燦爛，因此通常都會謀求將自身品牌價值最大化，或者就為了過一把創業癮。唱片製作人兼說唱歌手Dr. Dre是音響產品及配件生產商Beats Electronics的首席執行官，而英國名模莉莉‧科爾(Lily Cole)近期則創立了一個名為Impossible的線上社交平臺。這些藝人都將自己在聚光燈下學到的經驗用來經營自己的企業。

WME是一家有著12年以上歷史的公司，其客戶包括派拉蒙(Paramount)和夢工廠(DreamWorks)等電影製片廠。斯圖爾特計劃在WME啟動一系列創意項目，包括構思一部電視劇集以及與谷歌(Google)、YouTube展開網路合作。斯圖爾特表示，吉他演奏經驗對他經營企業很有幫助，並說他的「即興演奏」能力在商業領域同樣很有價值。他說：「即興演奏需要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你要同時用到左右兩邊大腦，並毫無間隙地實現高度默契的合作。和即興演奏會上的音樂家一樣，一群商業人士可以選取一個構想，相互挑戰彼此的想象力，並創造出一組全新的可能性。」。

不論是作為詞曲作者、製作人還是首席執行官，斯圖爾特已經習慣了創立並管理新項目。當他還是Eurythmics組合成員時，他就能在還未開始寫歌之前說出整張專輯計劃交付的確切時間，這給當時他所在唱片公司的老闆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上經歷預示了斯圖爾特的商業風格。即興演奏的思維模式不僅有助於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勢下發展企業，還滲透到了斯圖爾特公司的經營實踐中——在WME的業務領域，成功很多時候都有賴於即興發揮。斯圖爾特解釋稱，在每天的上午11點到下午1點之間，他按照即興演奏會的模式管理公司，午餐後團隊的其他成員專註處理各自在公司當前項目中所承擔的具體任務，下班前團隊會再聚一次，以將創意構思轉化為更加具體的東西。他表示：「這和製作一張專輯有些相似，區別僅在於我們對於最終產品是什麼沒有限制。」。

說唱歌手Jay-Z(真名為肖恩‧卡特(Shawn Carter))也展現出了很強的商業天分，這體現為他所參與的一系列生產運動裝、球鞋以及香水產品的合資企業，以及他對布魯克林籃網隊(Brooklyn Nets)、一家餐廳和一家夜總會的投資。扎克‧歐馬利‧格林伯格(Zack O』Malley Greenburg)是《紐約之光：Jay-Z如何從街頭小子成長為商業精英》(Empire State of Mind: How Jay-Z Went From Street Corner to Corner Office)一書的作者。格林伯格指出，Jay-Z從作為一名唱片藝人的經歷中學到了重要的商業經驗。例如他的首張專輯《Reasonable Doubt》僅吸引了嘻哈發燒友，銷售業績不溫不火。因此他努力確保自己與說唱歌手兼製作人P.Diddy合作的第二張專輯更易於被主流聽眾所接受。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Jay-Z的第二張專輯成為了美國排行榜上的第三名。正如他在單曲《Moment Of Clarity》中所唱到的那樣：「我為了吸引聽眾而閉上了嘴巴，到手的鈔票因此多了一倍(I dumb down for my audience. And double my dollars)」。



在商業領域應用這一策略使他受益匪淺：不管是簽署商業協議還是為品牌代言，他都成功地在保持藝人聲譽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商業機遇二者之間保持了平衡。

Jay-Z不僅對於品牌合作方非常挑剔，還常達成合資協議。當他同意為金霸王(Duracell)的一款產品代言時，他不僅收取了代言費，還成為了該公司的一名投資者。格林伯格認為，正是這種思維使這位說唱歌手成為了一位企業家。據他透露，Jay-Z一度曾與克萊斯勒(Chrysler)商議推出一款雙方共同冠名的吉普車。格林伯格補充稱：「你可能不會想到一款車型會用一位說唱歌手的名字來命名——正是這種思維使他能將自己提升到現在的高度。」。

演員兼模特傑西卡‧阿爾巴(Jessica Alba)在懷第一個女兒期間受到啟發，並因此在洛杉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她對如此之多的家用以及嬰兒產品含有化學物質感到失望，因此與人聯合成立了The Honest Company，提供對生態環境無害的綠色產品。

阿爾巴表示，在她為自有產品做市場定位時，自己之前參與消費品市場營銷活動的經歷帶來了很大幫助。她說：「我學到了很多關於特定消費者群體看重哪些產品特質的知識，以及向消費者傳播信息的創意敘述方式。這對於我們制定Honest的宣傳策略大有裨益。」。

而對於The Charlatans樂隊的主唱蒂姆‧布格斯(Tim Burgess)來說，瞭解消費者的人口特徵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The Charlatans是一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英國曼徹斯特音樂圈子裡成長起來的樂隊。一天早晨，布格斯在推特上詢問自己的粉絲們有誰想喝咖啡(虛擬)，粉絲們的反饋使他受到啟發，便成立了一家名為Tim Peaks的咖啡公司，並與一家位於哥斯達黎加的公平貿易生產商結成了合作夥伴。目前這個品牌的咖啡在音樂節現場、精選咖啡店以及線上有售。

雖然成立咖啡公司純屬偶然，但布格斯表示自己從製作專輯的經歷中得到了啟迪：不論一位音樂家為使音色完美努力了多少年，一張專輯要麼會暢銷多年，要麼則將以折價商品區為終點。

布格斯說：「一張專輯一旦擺上貨架，就擁有了自己的生命。我認為咖啡也是同樣道理。我可以盡我所能地為自己的咖啡產品造勢宣傳，但如果咖啡的味道不好，那就沒有人會把它推薦給自己的朋友或者繼續購買。」。

今年Tim Peaks的線上商店擴充了產品種類，除了咖啡豆之外還出售品牌馬克杯和T恤衫。但布格斯承認，他對於這家咖啡公司既無遠大構想，也沒有制定市場營銷方案——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偶然。他表示：「在我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以前，我們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咖啡了。因此我認為，如果一款產品確實質量出眾並且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產品大賣是自然而然的事。」。

布格斯稱：「我在短期內不會參加真人秀節目《學徒》(The Apprentice)，但到目前為止這是個很吸引人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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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話、謠言、舉報

孔慶東昨天像沒事人一樣，罵茅於軾，轉發北京警方對京溫商城安徽女子墜亡案的闢謠，甚至跟帖了一首「夢縈北大」的詩。這位孔子後裔絕口不提自己因為微博「罵人」被判賠償的消息。

但他的微博老冤家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熱烈傳播源自當天新京報的報道：「...你說的驢唇不對馬嘴...你就是個狗漢姦...」北大教授孔慶東在微博上一句口舌之快，結果卻被網友告上法庭。近日，海澱法院一審判決其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200元、給付公證費1,000元。」。

京華時報今日所刊《名人言論不能背離身份與責任》，即是由作者魏英傑陳述「本人在十幾年上網過程中，也被人罵過比這還要狠的話，但惱火歸惱火，最終並沒有訴諸法律」後的感受，並獲新浪推薦：「孔教授因一句罵人的話而受到法律懲罰，這對他本人不失為一件好事，或可使他不至於在背離身份與責任的路上走得太遠。這對於名人該如何在公共領域發言，也具有一定啟示作用，其意義就在於重申了公共言論的若乾原則...特別是在微博這樣的公共輿論平臺，哪怕數十萬粉絲如眾星捧月般追捧你，名人也應保持頭腦清醒，明白可為與不可為的界限。」。

而在成都商報和中國青年報的版面上，時評家王石川的情緒更加高漲。《孔慶東敗訴，粗魯不是個性》里，他不僅要把掌聲送給起訴者，贊嘆「這名年輕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權利意識」，更在文末終將話題引向政治歧見：「需要深思的是，孔慶東何以具有那麼強烈的優越感，在他眼中，幾乎與他觀點不合的人都是『狗漢姦』。漢姦，這是一個極其嚴肅而又惡狠狠的稱呼，一旦給某人貼上漢姦的標簽，就具有置人於死地的殺傷力。無論什麼理由都不應該隨意給人貼標簽，否則就應了伏爾泰的那句話：『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

「豈能把粗魯當個性」這個標題，其實2011年就曾經被孔慶東的批評者用過。是新華社當時因對方「用三句粗話拒絕記者採訪、並通過微博炫耀粗話」而發，在那幾天里，對孔教授的批評可謂連篇累牘。一年半之後的今天，又是類似景象，瀟湘晨報、錢江晚報、廣州日報齊聲斥責粗鄙情緒，搜狐首頁專題《斥責漢姦為什麼要罰錢？》更是並舉「常被誣蔑為漢姦的茅於軾」和「反日游行，北航教授怒扇8旬『老漢姦』」為證，強調「亂扣漢姦帽子是不折不扣的誹謗罪」。

相對而言，吳法天就挺難在市場化報章上找到發言機會，他今天一早舊文重貼，舉出南方報業網一年半前轉發新京報的那篇《頻爆粗口，孔教授如何為師「正人」》為證，要替左派朋友表達被羞辱後的不服氣：「我希望官媒不是雙重標準，也把這話送給更會爆粗口的右派大佬們，他們一直認為罵人也屬於言論自由。若按同一標準，他們早就被罰破產了」。被舉出的反面典型是@張鳴、@程益中、@西門不暗，截屏顯示，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過往的留言記錄中多有「放他媽的狗屁」、「操你媽」等。

吳法天是呼籲人民網不要雙重標準，只轉發對孔慶東的批評。其實，人民日報昨天就有言在先，《名人微博也只是個人觀點》：「嚴肅的批評文字需要的是功力、積累，還必須言之有理、論之有據，否則根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而微博，尤其是名人微博，刺激才是分量，語出驚人才能招來更多的粉絲，對壘、叫板才可以在網路形成沖擊力。在短短幾句話中，說理如何說得清楚？事實如何分析得透徹？只有偏激、褊狹、偏頗才稱得上是發聲洪亮的法寶。」。

在作者看來，不僅「微博不能替代嚴肅的批評文章」，而且「有些名人微博自認為最能代表民意，實際上名人微博與任何微博一樣，都是個人的觀點而已」——正是這後一段表達，給最高黨報帶來了微博輿論場上的反唇相譏：「你的意思是說@人民日報就能代表民意？」。

晶報的社論不知道算不算「嚴肅的批評文章」。昨天這家深圳媒體雖然不能寫出自己想要聲援者的名字，但已算是難得表現：「近日有知名學者參加學術活動，在發言過程中竟被人粗暴打斷。據這名學者稱，與其觀點相左者還曾在其演講時動武，並通過打電話等方式對其進行騷擾。這名學者是針對公共問題發聲，同樣，持不同意見者的關註點亦集中在公共領域...對某種觀點的反對、質疑演變成罵戰、標簽戰，甚至上演『全武行』，如此景象令人憂慮。」。

沒點出真名的學者應該就是茅於軾。面對這位經濟學家，一邊是環球時報語含譏誚，一邊是南方都市報、華商報、搜狐、鳳凰網勇於力挺，晶報選擇以「公共辯論不能貼標簽罵大街」的角度介入話題：「公共辯論固然無法避免觀點看法上的針鋒相對，但對於一起公共事件的判斷，卻往往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一些思想的『灰色地帶』，往往最考驗思想的精細，也最有價值。但標簽化、極端化的討論，卻會將這些最有價值的部分遮掩、消解，進而損害公共討論的意義。」。



其實，「鬥勇好狠」的辯論風度問題恐怕還算不上中共官員心腹大患，真正讓他們深惡痛絕的還是造謠傳謠。

今晨，新華網首頁帶頭展示《兩個故意傳播謠言微博賬號被註銷和暫停》之訊：「記者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路新聞協調局瞭解到，『蕭山君子、『何兵』兩個新浪微博客賬號因故意傳謠分別被註銷和暫停。據介紹，『蕭山君子』賬號2013年5月8日晚7時許，將2009年已被有關部門闢謠的一則假新聞製作成長微博，稱『籍貫貴州的北京大學09屆畢業生王某因開辦的網站沒有通過備案、網站被關，砍死貴州省通信管理局機關某乾部』，還發博文稱『本可以避免卻因官僚和貪婪而鑄成悲劇，值得反思！』該博文被轉發5000多次，『何兵』賬號先後兩次轉發，使謠言進一步擴散。」。

這下，是那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支持者不服氣了。@中青報曹林當即舉報：「昨天兩個毛左造謠，一個叫宋陽標的偽造長沙警方記錄，一個偽造台灣名人李敖辱罵茅於軾。」。

另一個被查處的傳播者雖然不是名人，但因有新聞性而成為各門戶昨夜今晨首頁消息：「一名嫌疑人因在網上編造安徽女青年死亡原因謠言，已被北京警方抓獲...馬某供認：其聽到有人議論京溫商城墜樓安徽女青年是被人強姦後跳樓，便在其微博上自行編寫發布內容為「京溫女孩被7名保安強姦，警察拒不立案」等博文」。

然而，由於安徽網昨天下午提供了「親人說，她是個特別堅強樂觀的姑娘，不敢相信她會跳樓」的死者家鄉探訪圖文，於是，面對@平安北京的闢謠通報，自有@徐昕等名人帶領粉絲繼續表示不敢輕易相信。

據此，環球時報今晨正有社評《「信息公開」需要全社會的配合努力》：「少數人可以把質疑一切當成樂子、甚至狂歡，但輿論在提出具體質疑的同時，也應肯定官方這些年在信息公開方面的進步，對官方的誠信度給予客觀評價」。

在民間意見領袖脫口而出的臟話中，除了因為政治傾向對立而互相攻訐之外，最多的自然是怒斥貪官污吏，比如雷政富。

周二，就在允許重慶官方宣佈不雅視頻案件查處進展，並以「主動發掘」的姿態提供比網路傳聞更多的涉事黨員乾部的同時，中共雙管齊下地緊密部署對自家官方網站舉報功能的宣傳——顯然，他們因為「雷冠希」一案而痛定思痛，決心不再被朱瑞峰、紀許光那樣的民間爆料者牽著鼻子走。

根據新華網昨晚提供、並被五大門戶統一展示的通稿：「記者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獲悉，國內主要網站推出網路監督專區以來，社會各界持續關註，廣大網民支持贊同。據瞭解，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土資源部等五部門官方舉報網站日均瀏覽量增加了2倍多，網民舉報數量和舉報受理數量增加近１倍。4月19日，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路電視台、中國網、中國經濟網、中國新聞網、光明網、中國廣播網和新浪網、搜狐網、網易網、騰訊網等主要網站推出網路監督專區，統一標註『歡迎監督，如實舉報』。」。

按照此文描述，「網民對這一反腐新舉措十分關註，紛紛跟帖留言表示支持和贊同」，不過，南方都市報今天來做代表，說說自己的不滿足之處，即《網路監督專區須以回應作為立足之本》。

比起在微博論壇上對官方「反腐誠意」一律嗤之以鼻者，這篇見報社論更加明白此中糾結：「除卻那些轟轟烈烈的網路反腐個案，大凡混跡網路的人都知道，多數爆料人發布的信息，因為爆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受發布者個人的信息加工能力等因素的影響，爆料未能受到網民的關註，因此淪為『沉沒的聲音』。在相對開放的互聯網論壇、微博等社交平臺上，尚有如此多被忽視的爆料信息，可以想像，當同質化的信息大量向網路輿論監督專區聚集，在失去普通圍觀者的關切後，命運就更難以預料...如果舉報信息普遍難以獲得回應，或回應過程效率偏低，都可能促使舉報人拋棄此平臺，轉而向更開放的網路平臺發布信息。建立此平臺固然可解讀為『回應群眾對治理腐敗的關切，體現中央反腐倡廉的堅強決心，是網路信息時代加強廉政建設的創新』，但說到底，今後它所受到的評價更取決於自身的作用發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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